批评是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读完中国言实出版社日前策划推出的“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再次让人回味起作者之一的李云雷关于文学批评的这句话。或者，更进一步的讨论在于，“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批评还需要关注文学所置身的整个环境，文学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位置的变化，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文学体制与文学整体格局的变化，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因而，它“不仅仅是一项文学工作，也是观察与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
    概而言之，批评不是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文字编织的精美世界里，而是借由审美这个艺术的中介，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的十位学者、批评家虽各自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趣味和批评立场，作品语言风格更是大相径庭，或深沉老道，或简洁凝练，或幽默诙谐，或冷峻犀利，比如吴子林的《批评档案——文学症候多重阐释》所涉话题甚至包括金圣叹评点等古代文论的诸多侧面，文章处处见出作者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笔力；而鲁太光的《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一书在评述当下的小说创作时，也不会忘记回溯“十七年文学”经典的参照意义，以此见出当下作品的优劣得失，进而清晰呈现作者的情感取向和价值立场。但在这种种不同的背后，就他们批评的总体方法而言却极为相似：都在思索着如何以批评的方式介入现实。
    “眼光来自古典，用心始终在当下”的刘涛在《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中关于批评有一个绝妙的譬喻，他将当今之批评家比作古代“行于四方，搜集民谣民歌”的“采诗之官”，因而批评的目的，无疑在于接续这一“由诗而判断政治，由歌谣了解民风，知民心民情，其意在了解当代，备王省察更正”的“采诗”传统。在此情形之下，甚至诗歌批评，也早已不再是纯然的文艺鉴赏的产物，丛书中霍俊明的《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以及胡少卿的《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所涉文章多为诗歌批评，但也从来不是为了吟咏性情，陶冶情操。这也就像霍俊明所追问的，“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以电影为方法，通过对于电影这个过于切近的大众文化形式来从容不迫地解读现实及其文化政治，是批评者们惯于展开的批评方式。张慧瑜的《风吹影动——中国影视文化评论》立足当下最为流行的影视作品，剖析时代文化症候。在他看来，“不管是纯文艺作品，还是大众文化作品，都烙印着时代的痕迹，甚至越流行的作品，越直白地表露着这个时代的秘密。”而通过解读作品的内在机理找出更多的社会信息，通过文艺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则是他从事文艺批评的动力所在。而徐刚的《影响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亦敏锐捕捉电影叙事细节中包含的文化政治，更多探讨影视作品的社会意义。李云雷的《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虽以文学作品为主，其中大量的篇幅也涉及当代电影和电视剧，以及欧洲左翼电影，他试图通过细读文本，以其独特的视角分析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及美学特征，将其内部规律与时代、社会相结合，勾勒出了当代文化新的格局变化。
    当然在本套丛书之中，亦不乏偏重理论探讨的学位论文或课题结项报告，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依然与当下紧密勾连。曾攀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当然偏重文献资料的深入阅读和挖掘，“故纸堆”里的求索与理论建构，但著作本身致力于探究晚清小说的叙事语言与结构类型所凸显出来的都市的集体/个体无意识，切入的依然是“时代主体的欲望与伦理纠葛”。而《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的作者刘岩作为东北子弟的一员，感念于东北新的沦陷的现实，而试图通过文化分析的方式来追索其间的蛛丝马迹。在他看来，昔日的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沉沦”，所折射的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而东北也在其书写之中被表述为“现代化”语境中的“边疆”，“黑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异度空间”。基于一种深沉的文化焦虑感，他将小说、电影等一系列文化表达形式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结构建立紧密联系。而这一切对于再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的各种文本与文化现象的讨论，试图抵达的是对蕴含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生产的未来可能的尝试性探究。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年轻的批评者们挥斥方遒，上下求索，在纸上的世界孜孜不倦地开疆扩土。他们恰是要通过文字这种最为无能的方式，“榨取”它残存的社会效用。以批评为中介，建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关联，从而深切地介入到我们所称之的“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