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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

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

  • 价格:¥30.00
  • 作者:
  •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6-07-08
  • 关注度:153
  • ISBN:978-7-5171-1911-1
  • 所属分类: > 文学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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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中国言实出版社是国务院研究室主管主办的国家级出版单位,主要出版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成果及其相关的辅导读物,曾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100强等荣誉。近两年,我社推出 “全民阅读精品文库”系列丛书,集国内百余位名家,百余部名作,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为了更好地引导、推动全民阅读,特推出此套文学批评系列丛书,包括《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风吹影动——中国影视文化评论》《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10部。入选本丛书的作者,均为当代中国文坛较为活跃、较有影响、较有实力的青年文学评论家。


内容推荐:

    此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观察”,主要对当前文学界的重要问题做出探讨,并分析了一些具体的作品;第二部分为“影视评论”,对具体影视作品及相关影视现象做出了观察与思考,提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三部分为“思想管窥”,对当代知识界的话题与人物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全书试图用一种新的思想视野对当代文化进行关照,在当前语境中回应热点与前沿问题,并昭示一种新的想象与新的未来。


作者简介: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文艺报》。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上百篇,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部分文章曾被译为英文、韩文。


目录:

上 编 文学观察//1
告别五四,走向哪里
——“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2
新小资的“底层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17
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24
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最新力作
——读刘继明的《启蒙》/42
中 编 影视评论//47
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48
中国电视剧:为什么这么火?/59
我们为什么而讲故事?
——从《疯狂的赛车》说起/69
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
——简评《钢的琴》/75
看不到的“铁人”/81
抵达中的逃离,贴近中的遮蔽
——贾樟柯《二十四城记》观后/88
《一九四二》:温故与知新/92
我们能否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99
下 编 思想管窥//107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重读陈思和《就95“人文精神”讨论致日本学者》/108
钱理群的“双重反思”/115
《文明走到十字路口》跋/123
刘复生,或70后知识分子的探索/128
肯·洛奇的双重挑战与超越/133
新世纪德国电影中的“柏林墙”/147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158
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171


精彩章节阅读:

    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文学批评如今却成了我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时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批评,我是怎么做文学批评的?通过文学批评,我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效果?
    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学批评?从事文学批评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也是一份寂寞的工作。在文学如此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必要?与文学创作相比,文学批评缺乏吸引人的生动故事与鲜明形象;而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相比,文学批评则缺乏在学院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在文学的整个环节中,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但是文学批评又是重要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小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要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判断,要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要对其好处与坏处做出深入、细致、专业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整套文学评价的体系与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套评价体系,整个文学界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可以将一部很差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将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淹没,无法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维护了一种正常的文学秩序,为文学作品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套评价机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还要关注文艺界的新现象、新因素与新思潮,在文艺界的最前沿创造与引导新的文艺思潮。
    在从事文学批评之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自己也尝试过文学创作,但当时的一个缺陷是,对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我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中国文学朝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理想的中国文学?这样,当时的理论学习便只是单纯的学习,文学史研究也只是单纯的史学研究,没有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学结合起来,很多研究便缺乏问题意识与方向感,是一种“无的放矢”。
    介入文学现场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需要你去发现新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系统性解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仅仅依靠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需要融入情感、血泪与欢笑,需要融入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当然这些体验与思考并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具有“自觉”的意识,我们便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共通的“美”,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应该创造出一种我们自己的美学。文学是这样,文学批评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2005年以来,围绕曹征路的《那儿》及其他作品展开的“底层文学”讨论便是如此,在这一讨论中,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文艺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创造并引导新的文艺思潮。这对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不仅应该具有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感,而且应该敏感于整个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捕捉到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因素,从而抓住最具时代精神症候的变化,而这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不在于以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去评判所有的作品,而在于在时代的变迁中把握住美学上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挑战着旧有的文学评价体系,也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学体系的萌芽,我们应该捕捉这些具有生长性的因素,并在与自己旧有知识的碰撞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新视角。
    2006年以来,我撰写了以“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是,五四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中国文学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世界,文学当然可以表现人类共同的经验与情感——那些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但我认为如果某种经验与情感要表达得深刻、细腻与微妙,必然是与脚下的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所不满的是这样一种状况,20世纪尤其是最近3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验是那么丰富复杂,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表达,而来自西方文学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如恐惧、暴力、性等),却吸引了不少作家的注意,成了他们写作的主题。在这样的状况下,要不要讲述中国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便成了我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贾平凹、王安忆、王祥夫、郭文斌、付秀莹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尝试借鉴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他们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发现了巨大的宝库,不再借鉴西方的文学资源,而开始借鉴中国的文学资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巨大转向。但是在我看来,文学资源的借鉴只是初步的工作,借鉴《红楼梦》与借鉴《百年孤独》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需要的不是“现代版的《红楼梦》”或“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出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著作,而这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将借鉴转为创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以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人,也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经验与情感。
    在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过程中,我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也在与思想界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切磋中明确了个人的想法。一方面,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我更注重当代文化的创造性,主张不归于“旧”而成于“新”,我们可以借鉴传统的文化资源,但不必以传统文化为旨归,我们应该在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警惕“中华帝国心态”与“扩张的民族主义”,需要反思民族主义内部隐藏的阶级压迫结构,我所主张的是与“底层”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也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同样作为一个70后,我与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且70后作家处于文学格局的巨大转折之中,他们与50后、60后作家所处的“文学场”不同,也与80后作家所处的市场化环境不同,处于一种“夹缝”之中。在对70后作家的研究中,除了对张楚、阿乙、石一枫、吴君、乔叶、肖勤等具体作家的评论与访谈,我还从整体上分析了他们的处境与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70后”“80后”等概念的产生,便是一种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这既是“去政治化”的产物,也是“文学革命终结”的表征。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初“70后作家”的概念产生之前,作家很少被以年龄为标志划分类别。在此之前,正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命名所显示的,作家更多地以题材及其所处的文艺思潮被命名,当然在这一命名方式中也会存在年龄因素,但相对于文艺思潮来说,年龄的因素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汪曾祺可以和莫言、韩少功等一起被称为“寻根作家”,为什么马原可以和苏童、余华等一起被称为“先锋作家”。所以,“70后作家”这一看似“自然”的命名,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艺术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
    但是另一方面,“70后”的命名也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作家与1950、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无论生活经验还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成长经验与背景,他们的美学趣味与偏好,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独特之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发现这些生活与美学中的新经验、新因素,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探索,从而创造出新的美学,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我认为70后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作品与个人体验关系,如何历史地理解“现实”,以及艺术赋型的能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他们创作所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对于70后作家的关注,也是对我自身所处语境的关注,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着文学的巨大转型。在我看来,最为重要是将我们的处境“对象化”与“问题化”,现在我们文学的处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只有将之纳入历史的脉络中,纳入理论的观照中,才能发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也才能发现真正的生长点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应该具有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眼光,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与“灵感”,难以对当前复杂的文学状况做出整体把握与细致分析。
    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批评还需要关注文学所置身的整个环境,文学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位置的变化,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文学体制与文学整体格局的变化,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观察方式让我们不再从一个孤立的视角看待文学,而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把握“文学”及其内在变化。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具有特殊的内部规律,我们应该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结合起来,以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在这方面,我也撰写了一些文章,试图勾勒出当代文学格局的变化,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在经历的转折,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最大转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转折,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最大转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去把握“文学”,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去把握当下的文学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项文学工作,也是观察与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一个新的世界图景,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中国是陌生的,这个世界也是陌生的,甚至连我们自身也是陌生的。我们还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自我与文学,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但无疑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转变的精神症候,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最为优秀的艺术品中,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它们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直抵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将我们难以表述的经验与情感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对这样的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
    我想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大体可以了解我最终通过文学批评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是发现并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美学,二是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三是追寻正义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可以说,正义的事业是建立在对人类灵魂探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灵魂,也就不能更坚定地追寻正义的事业,而“美学”则是我们在探究与追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表现形式。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孤立地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也不是在静止的状态中追寻正义的事业,我们是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是在时代的发展之中去探究与追寻,我们探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秘密,但是优秀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与国别的限制,从狭窄走向开阔,从“自我”走向世界,从具体的时空走向永恒。“美学”如此,正义也是如此。以上当然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自己也远未达到,但是作为一个远景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中能够去逐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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